萨尔瓦多·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ì

代表作品:
艺术家名: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ì)
生卒日期: 1904年5月11日 - 1989年1月23日
国籍:西班牙
萨尔瓦多·达利的全部作品(211)

萨尔瓦多·多明戈·菲利佩·贾辛托·达利·多梅内克(Salvador Domingo Felipe Jacinto Dalí i Domènech)是一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以其精湛的技术、精确的绘图技巧和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奇异形象而闻名。

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菲格雷斯(Figueres),在马德里接受了正规的美术教育。他从小就受到印象派和文艺复兴大师的影响,越来越被立体主义和前卫运动所吸引。20世纪20年代末,他更接近超现实主义,并于1929年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很快成为该团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记忆的永恒》完成于1931年8月,是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之一。达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至1939年)一直居住在法国,然后于1940年前往美国,在那里他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948年,他回到西班牙,宣布回归天主教信仰,并基于对古典主义、神秘主义和最新科学发展的兴趣,发展了他的“核神秘主义”(nuclear mysticism)风格。

达利的艺术作品包括绘画、平面艺术、电影、雕塑、设计和摄影,有时还与其他艺术家合作。他还写小说、诗歌、自传、散文和评论。他的作品的主题包括梦、潜意识、性、宗教、科学和他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令那些高度评价他的作品的人感到沮丧,也令批评者感到恼怒的是,他古怪和炫耀的公众行为往往比他的作品吸引更多的关注。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公众支持、他的商业活动以及他一些晚期作品的质量和真实性也引起了争议。他的生活和工作对其他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和当代艺术家如Jeff Koons达米安·赫斯特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两个主要博物馆专门展出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西班牙菲格雷斯的达利剧院博物馆( Dalí Theatre-Museum)和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Salvador Dalí Museum)。

早年生活

萨尔瓦多·达利于1904年5月11日上午8时45分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靠近法国边界的恩波达(Empordá)地区。达利的哥哥也叫萨尔瓦多( Salvador ,生于1901年10月12日),9个月前,即1903年8月1日,死于胃肠炎。他的父亲萨尔瓦多·拉斐尔·阿尼塞托·达利库西( Salvador Rafael Aniceto Dalí Cusí,1872-1950)是一名中产阶级律师和公证人,是一名反宗教的无神论者和加泰罗尼亚联邦主义者,他的妻子费利帕·多梅内克·费雷斯(Felipa Domènech Ferrés ,1874-1921)鼓励她儿子的艺术事业,对他采取了严格的纪律措施。1912年夏天,这家人搬到了蒙特里奥尔街(Carrer Monturiol )24号(现为10号)的顶楼。达利后来将他的“对一切镀金和过分的东西的热爱,对奢侈品的热爱和对东方服饰的热爱”归因于“阿拉伯血统”,声称他的祖先是摩尔人的后代。

达利一生都被他死去的兄弟的想法所困扰,在他的作品和艺术中把他神话化。达利谈到他时说,“彼此像两滴水,但我们有不同的想法。”他“可能是我的第一个版本,但在绝对世界中构思得太多了”。他哥哥的形象会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重现,包括《我死去哥哥的肖像》。

达利还有一个妹妹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比她小三岁。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哥哥达利(Dalías)的书,他的姐姐也看到了他。

他的童年朋友包括未来的巴塞罗那足球运动员萨吉巴尔巴( Sagibarba)和约塞普·萨米蒂埃( Josep Samitier)。在加泰罗尼亚度假胜地卡达奎斯度假期间,三人一起踢足球。

1916年,达利就读于菲格雷斯市市立绘画学校,并与经常前往巴黎的当地艺术家Ramon Pichot y Girones的家人在卡达奎斯的暑假旅行中发现了现代绘画。第二年,达利的父亲在家里组织了一次木炭画展览。1918年,他在菲格雷斯市剧院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展览,几十年后,他将回到这个地方。1921年初,皮肖特家族向达利介绍了未来主义,达利的叔叔安塞尔姆·多梅内克(Anselm Domènech)在巴塞罗那开了一家书店,为他提供了有关立体派和当代艺术的书籍和杂志。

1921年2月6日,达利的母亲死于子宫癌。达利16岁,后来说他母亲的死“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大打击。我崇拜她……我不能屈服于失去一个我认为可以使我的灵魂中不可避免的污点隐形的人。”在他妻子死后,达利的父亲娶了她的妹妹。达利并不怨恨这桩婚姻,因为他非常爱和尊重他的姑妈。

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黎

1922 年,达利搬进了马德里的学生公寓,并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学习。 达利身高 1.72 米,作为一个古怪的花花公子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留着一头长发,鬓角,穿着大衣、长袜,穿着 19 世纪后期英国美学家风格的马裤。

在学生公寓,他与佩平·贝洛( Pepín Bello)、路易斯·布努埃尔( Luis Buñuel)、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卡( Federico García Lorca)以及其他与马德里先锋派极端主义团体有联系的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与洛卡的友谊有着强烈的相互激情,但达利说他拒绝了诗人的性关系发展。达利与洛卡的友谊一直是他感情上最密切的关系之一,直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时,诗人死于民族主义势力之手。

同样在1922年,他开始与普拉多博物馆建立终身关系,他认为普拉多博物馆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上最好的古画博物馆”。每个周日上午,达利都去普拉多研究大师的作品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僧侣般的时期的开始,完全专注于孤独的工作:参观普拉多,在那里,我拿着铅笔,分析了所有伟大的杰作、工作室作品、模型和研究

由于当时马德里没有立体派艺术家,达利尝试立体派的绘画赢得了他的同学们最多的关注。《歌舞表演》(Cabaret Scene,1922)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与Ultra集团成员的交往,达利对先锋运动,包括达达主义和未来主义更加熟悉。他最早的作品之一是水彩画《夜行梦》(Night-Walking Dreams,1922年),表现出强烈的未来主义和立体派影响。此时,达利还阅读了弗洛伊德(Freud)和劳特雷蒙特(Lautréamont)的作品,他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5月,达利在新成立的西班牙艺术协会(Sociedad Ibérica de Artistas)在马德里举办的一次集体展览上展出了11件作品。其中七部作品采用立体派风格,四部作品采用更现实主义风格。几位主要评论家赞扬了达利的作品。1925年11月14日至27日,达利在巴塞罗那的达尔茂画廊(Galeries Dalmau)举行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这次展览,在他接触超现实主义之前,包括22件作品,是一次批判性的商业成功。

1926年4月,达利第一次来到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尊敬的毕加索。毕加索已经从加泰罗尼亚人胡安·米罗那里听到了关于达利的好消息,她后来把他介绍给了许多超现实主义的朋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达利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创作了一些深受毕加索和米罗影响的作品。达利也受到伊夫·唐吉作品的影响,据说他后来告诉坦古伊的侄女,“我从你叔叔伊夫那里偷了所有东西。”

1926年,达利在期末考试前不久离开了皇家学院。1926年的现实主义画作《一篮面包》证明了他当时对绘画技巧的精通。

同年晚些时候,在艺术评论家塞巴斯蒂亚·加斯奇(Sebastià Gasch)的支持下,他于1926年12月31日至1927年1月14日再次在达尔茂画廊(Galeries Dalmau)展出。这次展览包括23幅油画和7幅素描,“立体主义”作品与“客观”作品分开展出。批判性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有三个人物(新立体派学院)被挑出来特别关注。

从1927年起,达利的作品越来越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中两部作品《蜂蜜比血还甜》(Honey is Sweeter than Blood,1927年)和《仪器和手》于1927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一年一度的秋季沙龙上展出。达利将早期作品《蜂蜜比血甜》描述为“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等距”。这些作品包含了许多成为他超现实主义时期特征的元素,包括梦幻般的图像、精确的绘图技巧、独特的肖像画,如腐烂的驴子和肢解的尸体,以及强烈唤起他家乡加泰罗尼亚风情的灯光和风景。这些作品引起了公众的困惑,也引起了批评家们对达利是否已成为超现实主义者的争论。

受弗洛伊德阅读的影响,达利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了暗示性的性意象和象征。1928年,他将《未满足的欲望》提交给巴塞罗那秋季沙龙,但该作品被拒绝,因为“它不适合在众多公众惯常参观的任何画廊展出,而这些公众对某些惊喜几乎没有准备。”由此产生的丑闻被巴塞罗那媒体广泛报道,并促使一家颇受欢迎的《马德里画报》周刊刊登了对达利的采访。

20世纪20年代,达利作品中的一些趋势已经很明显,这些趋势将贯穿他的一生。达利受到许多艺术风格的影响,从最学术的经典到最前沿的前卫。他的经典影响包括拉斐尔布龙齐诺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维米尔委拉斯开兹。他的作品展览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评论家们对他的作品褒贬不一,争论纷纭。他们注意到,他的作品在作品之间和作品内部使用了传统和现代技术以及主题,这显然是不一致的。

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利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以17世纪西班牙大师委拉斯开兹的方式培养了一种更为艳丽的胡子,这种胡子成为了众所周知的达利标志。

192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9年,达利与超现实主义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拍摄了短片《安达卢西亚的狗》(An Andalusian Dog, Un Chien Andalou)。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布努埃尔为这部电影写剧本。达利后来声称在该项目的拍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当代报道的证实。1929年8月,达利遇到了他毕生的缪斯女神和未来的妻子加拉(Gala Dalí),《卡特琳娜》,原名埃琳娜·伊万诺娃·迪亚科诺娃(Elena Ivanovna Diakonova)。她是一位比他大十岁的俄罗斯移民,当时她嫁给了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埃卢德(Paul Éluard)。

在《春天第一天》等作品中,《伟大的手淫者》和《悲惨的游戏》达利继续探索性焦虑和无意识欲望的主题。达利的第一次巴黎展览是在最近于1929年11月开放的戈曼斯画廊,展出了11件作品。André Breton在目录的前言中称达利的新作品是“迄今为止产生的最具幻觉的作品”。这次展览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但评论界对此反应不一。同年,达利正式加入巴黎蒙帕纳斯区的超现实主义团体。超现实主义者欢迎达利后来称之为偏执狂的批判方法,即进入潜意识以获得更大的艺术创造力。

与此同时,达利与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他父亲强烈反对儿子与加拉的浪漫关系,认为他与超现实主义者的联系对他的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最后一根稻草是当唐·萨尔瓦多(Don Salvador)在巴塞罗那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他的儿子最近在巴黎展出了一幅《耶稣基督圣心》(Sacred Heart of Jesus Christ)的画作时,上面有一个挑衅的题词:“有时,我在我母亲的画像上吐痰取乐。”。唐·萨尔瓦多愤怒地要求他的儿子公开放弃。达利拒绝了,也许是因为害怕被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并于1929年12月28日被暴力赶出了他父亲的家。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将被剥夺继承权,他再也不应该踏上卡达奎斯。第二年夏天,达利和加拉在利加特港附近的海湾租了一间小渔夫小屋。他很快买下了这间小屋,多年来,他通过购买邻近的小屋扩大了小屋,逐渐在海边建造了他心爱的别墅。达利的父亲最终会让步,接受儿子的陪伴。

1931年,达利画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记忆的永恒》,这幅作品塑造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软怀表形象。对这项工作的一般解释是,软手表拒绝了时间是刚性的或确定性的假设。这一想法得到了作品中其他图像的支持,比如广阔的景观,以及其他被蚂蚁吞食的跛行手表。

达利于1931年6月和1932年5月至6月在巴黎皮埃尔·科尔画廊举办了两次重要展览。早期的展览包括16幅绘画作品,其中《记忆的永恒》最受关注。展览的一些显著特点是,大量图片和对达利的缪斯之夜的引用,以及超现实主义物体的加入,如《记忆持久性的瓦解》。达利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展览于1933年6月在皮埃尔·科尔画廊举行,展出了22幅画、10幅画和两件物品。一位评论家指出达利严谨的绘图技巧和对细节的关注,称他为“几何气质的偏执狂”。达利的第一次纽约展览于1933年11月至12月在朱利安·利维画廊举行。这次展览展出了26件作品,在商业上和批评上都取得了成功。这位《纽约客》评论家赞扬了作品的精确性和缺乏感伤性,称之为“冰冻的噩梦”(frozen nightmares)。

达利和加拉自1929年以来一直住在一起,并于1934年1月30日在巴黎举行了正式婚礼。他们后来于1958年8月8日在圣马丁维尔举行的教堂仪式上再婚。除了在她一生中激发了许多艺术作品外,加拉还将担任达利的业务经理,支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同时巧妙地避免破产。加拉本人也有婚外情,她似乎容忍达利与年轻的缪斯调情,因为她自己是达利的主要恋人。达利继续画她,因为他们都变老了,产生同情和崇拜她的形象。持续50多年的“紧张、复杂和暧昧的关系”后来成为加泰罗尼亚作曲家泽维尔·本盖尔(Xavier Benguerel)的歌剧《乔·达利》(Jo,Dalí,I,Dalí)的主题。

达利于1934年11月首次访问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新闻报道。他的第二次纽约展览于1934年11月至12月在朱利安·利维画廊举行,再次取得了商业和评论上的成功。达利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和其他场所发表了三次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第一次告诉听众,“我和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有疯。”胸罩的发明者、继承人卡里斯·克罗斯比(Caresse Crosby)于1935年1月18日为达利组织了一次告别化装舞会。达利胸前戴着一个玻璃盒子,里面装着一件胸罩和一件礼服,装扮成一个头上分娩的女人。巴黎一家报纸后来声称达利一家装扮成林德伯格的婴儿和绑架他的人,达利对此予以否认。

尽管超现实主义团体中的大多数人越来越多地与左派政治联系在一起,但达利在政治和艺术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上立场模糊。主要超现实主义者André Breton指责达利在《希特勒现象》(the Hitler phenomenon)中为“新”和“非理性”辩护,但达利很快拒绝了这一说法,称“我是希特勒主义者,既非事实也非本意”。达利坚持超现实主义可以在非政治环境中存在,并拒绝明确谴责法西斯主义。1934年晚些时候,达利受到“审判”,险些被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对此,达利反驳道:“超现实主义者和我的区别在于我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

1936年,达利参加了伦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他的演讲题为《正宗的偏执鬼》(Fantômes paranoiacs authentiques),演讲时穿着深海潜水服和头盔。他带着一根台球杆,带着一对俄罗斯猎狼犬来到这里,在喘息的时候,他不得不拧下头盔。他评论道:“我只是想表明我‘深深地陷入了人类的思想之中’

同年,达利在亚历克斯、里德和莱弗尔画廊举办了第一次伦敦个人展览。这次展览包括29幅画和18幅画。尽管《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家写道:“这些来自潜意识的照片揭示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因此人们可能会饶有兴趣地等待这位艺术家回归全意识。”

1936年12月,达利参加了莫马举办的“奇幻艺术、达达、超现实主义”展览和纽约朱利安·利维画廊的个展。两个展览都吸引了大量观众和广泛的新闻报道。《煮豆软结构,内战的预感》这幅画引起了特别的关注。12月14日,32岁的达利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从1933年起,达利就得到了十二生肖的支持。十二生肖是一群富有的崇拜者,他们每人每月为这位画家提供一笔津贴,以换取自己选择的一幅画。从1936年起,达利在伦敦的主要赞助人是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他将在财政上支持他两年。达利在詹姆斯赞助时期最重要的一幅画是《水仙的蜕变》。他们还合作制作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两个最持久的标志:《龙虾电话》和《美西唇沙发》(Mae West Lips)。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达利在伦敦。当他后来得知他的朋友洛尔卡被民族主义部队处决时,达利声称的反应是大喊:“Olé!”达利将在其余生的艺术和写作中经常提及这位诗人。然而,达利在冲突期间避免公开支持或反对共和国。

1938年1月,达利推出了《雨天的士》(Rain Taxi),这是一款三维艺术品,由一辆汽车和两个人体模型组成,车内的乘客被雨水浸泡。这件作品首次在巴黎的美术画廊艺术展上展出,展览由André Breton和保罗·爱德华(Paul Éluard)组织。博览会由艺术家马塞尔·杜尚设计,他也是东道主。

那年3月,多亏了斯特凡·茨威格,达利结识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达利开始画弗洛伊德的肖像,而这位82岁的名人向其他人吐露:“这个男孩看起来像个狂热分子。”达利后来听到他的英雄的这句话后很高兴。

1938年9月,萨尔瓦多·达利被加布里埃尔·可可·香奈儿(Gabrielle Coco Chanel)邀请到位于法国里维埃拉的“拉帕萨”的家里。在那里,他画了许多画,后来在纽约的朱利安·利维画廊展出。1939年3月至4月的这次展览包括21幅画和11幅画。《生活》杂志报道说,自从1934年詹姆斯·惠斯勒的《灰黑色排列:画家母亲的画像》参加展览以来,纽约没有一个展览如此受欢迎。

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达利首次展示了他的《维纳斯的梦想》(The Dream of Venus)超现实主义展馆,该展馆位于世博会娱乐区。它展示了奇异的雕塑、雕像、美人鱼和穿着新鲜海鲜制成的“服装”的裸体模特,这一活动由霍斯特·P·霍斯特、乔治·普拉特·林斯和默里·科尔曼拍摄。达利对自己设计的改变感到愤怒,他指责那些认为“有鱼尾的女人是可能的,有鱼头的女人是不可能的”的平庸者

1939年4月,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胜后不久,达利写信给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谴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赞扬天主教和法兰热。结果,布努埃尔断绝了与达利的关系。

在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洛斯》(Minotaure)的5月刊上,安德烈·布雷顿宣布将达利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声称达利支持种族战争,他对偏执狂批判方法的过度完善是对超现实主义自动主义的否定。这导致许多超现实主义者与达利断绝关系。1949年,布雷顿创造了一个贬义的绰号“阿维达美元”(Avida Dollars),这是“萨尔瓦多·达利”的一个字谜。这是对达利作品日益商业化的嘲讽,以及对达利通过名利追求自我膨胀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后,他们得以逃脱,因为1940年6月20日,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领事阿里斯蒂德·德·苏萨·门德斯( 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向他们签发了签证。他们越过边境进入葡萄牙,随后于1940年8月乘船从里斯本驶往纽约。达利和加拉将在美国生活八年,他们的时间分别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半岛。

1940年至1941年冬天,达利在弗吉尼亚州卡罗琳县的卡里斯·克罗斯比(Caresse Crosby)的住所汉普顿庄园(Hampton Manor)度过,他在那里从事各种项目,包括他的自传和即将举行的展览的绘画。

1941年4月至5月,达利在纽约朱利安·利维画廊(Julien Levy Gallery)的展览中宣布了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死亡和古典主义的回归。这次展览包括十九幅油画,其中包括《伏尔泰半身像消失的奴隶市场》和《战争的面目》以及其他作品。在他的目录文章和媒体评论中,达利宣布回归形式、控制、结构和黄金分割。然而,销量令人失望,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达利的作品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达利与胡安·米罗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英语: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联合举办了一次大型回顾展,展出了42幅画和16幅画。达利的作品吸引了大多数评论家的注意,展览随后在美国八个城市巡回展出,提高了他在美国的声誉。

1942年10月,达利的自传《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lvador Dalí )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并受到媒体的广泛评论。《时代》杂志的评论员称之为“年度最不可抗拒的书籍之一”。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后来在《星期六》(Saturday Book)一书中写了一篇严厉的评论。达利在自传中的一段话中声称,布尼乌尔(Buñuel )对电影《时代》(L'Age d'Or)中的反教士主义负有全部责任,或者可能间接导致布尼乌尔在1943年失去了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职位。达利还在1944年出版了一部小说《隐藏的面孔》(Hidden Faces),但批评和商业上都没有那么成功。

1943年,达利在纽约克诺德勒画廊(Knoedler Gallery)的展览目录中,继续攻击超现实主义运动,他写道:“超现实主义至少可以提供实验性的证据,证明完全的不育和自动化的尝试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导致了极权主义体系……今天的懒惰和技术的完全缺乏,在当前使用学院的心理意义上已经达到了爆发状态”。然而,对展览中的社会肖像的批评反应总体上是负面的。

1945年11月至12月,达利在纽约比尼奥画廊展出了新作品。展览包括11幅油画、水彩画、素描和插图。作品包括《一篮面包》( Basket of Bread)、《原子和天王星的忧郁理想》(Atomic and Uranian Melancholic Ideal)和《我的妻子裸体思考她自己的身体变成了阶梯、一根柱子的三块椎骨、天空和建筑》,展览以达利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和那些预示着他“原子时代”的作品而闻名。

在战争年代,达利还参与了其他各个领域的项目。他为许多芭蕾舞剧进行了设计,包括《迷宫》(Labyrinth,1942年)、《感伤的对话、疯狂的特里斯坦和奇尼塔斯咖啡馆》(Sentimental Colloquy, Mad Tristan, and The Cafe of Chinitas ,全部1944年),他为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魅力四射》(Spellbound)创作了梦幻系列。他还为香水、化妆品、袜子和领带等产品制作了艺术品和设计。

美国战后(1946-48)

1946年,达利与沃尔特·迪斯尼和动画师约翰·亨奇合作拍摄了一部未完成的动画片《命运》(Destino)。

达利于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在比尼奥画廊展出了新作品。展览中的14幅油画和其他作品反映了达利对原子物理学日益增长的兴趣。著名作品包括《尼禄鼻子附近的非物质化》,《天鹅羽毛的原子内平衡》,以及《原子质量》的习作。后一项工作的比例是与数学家合作计算出来的。

1948年初,达利的《魔法工艺的50个秘密》(50 Secrets of Magic Craftsmanship)出版了。这本书融合了奇闻轶事、绘画方面的实用建议和达利的论战。

晚年在西班牙

1948年,达利和加拉搬回位于卡达奎斯附近海岸的利加特港的家中。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在巴黎和纽约过冬。达利决定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生活在西班牙,以及他对该政权的公开支持激起了许多反佛朗哥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愤怒事实。毕加索拒绝提及达利的名字,也拒绝承认他余生的存在。1960年,安德烈·布雷顿反对将达利的《西斯廷圣母》纳入马塞尔·杜尚在纽约组织的魔术师领域展览的超现实主义入侵,但未获成功。布莱顿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发表了一份与谴责达利为“希特勒的前辩护者”的展览相吻合的小册……佛朗哥的朋友”。

1949年12月,达利的妹妹安娜·玛丽亚出版了她的书《他的妹妹看到的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Seen by his Sister.)。达利对他认为有损于妻子加拉的文章感到愤怒,并与家人断绝了关系。达利的父亲于1950年9月去世,达利得知他在遗嘱中实际上被剥夺了继承权。为期两年的法律诉讼斯普特跟踪了达利留在家中的绘画和素描,在此期间,达利被指控袭击了一名公证人。

随着达利进一步信奉天主教,他在绘画中引入了更多的宗教肖像和主题。1949年,他为《利加特港的圣母》绘制了一幅画卷,并在安排讨论达利与加拉(Gala)结婚的观众席上展示给教皇庇护十二世。这项工作是达利被称为“核神秘主义”阶段的先驱,这一阶段融合了爱因斯坦物理学、古典主义和天主教神秘主义。在诸如《利加特港的圣母》、《十字架圣约翰基督》和《记忆持久性的瓦解》等绘画作品中,达利试图将基督教肖像画与核物理启发下的物质解体图像相结合。他后来的核神秘主义作品包括《佩皮尼昂站》和《致幻斗牛士》。

达利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浓厚兴趣进一步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品中大量出现的DNA和犀牛角形状的图像上。根据达利的说法,犀牛角象征着神圣的几何学,因为它呈对数螺旋形生长。达利也对一个四维立方体着迷,例如在《被钉十字架》使用它。

自超现实主义时期以来,达利一直在广泛使用视错觉,如双重图像、变形、负空间、视觉双关语和视觉陷阱,这一点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得以延续。在某个时候,达利在利加特港他的工作室附近的一个房间里安装了一个玻璃地板。他广泛地利用它从上到下研究缩短,将人物和物体的戏剧性视角融入到他的绘画中 。 他还试验了子弹技术——点画、放大半色调点阵和立体图像。他是最早以艺术方式运用全息技术的艺术家之一。在达利晚年,安迪·沃霍尔等年轻艺术家宣称他对波普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0年,达利开始在他的家乡菲格雷斯(Figueres)修建戏剧博物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他到1974年的主要精力来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一直在做补充工作。

1955年,达利遇到了纳尼塔·卡拉什尼科夫(Nanita Kalaschnikoff),她将成为密友、缪斯和模特。1965年,达利在一家法国夜总会遇见了当时被称为佩基·奥斯陆(Peki Oslo)的时装模特阿曼达·李尔( Amanda Lear)。李尔成了他的门生和缪斯女神之一。根据李尔的说法,她和达利在一座荒芜的山顶上结成了“精神婚姻”。

最后的岁月与死亡

1968年,达利在普波尔(Púbol)为加拉购买了一座城堡,从1971年起,她将在那里一次隐居数周,达利同意未经书面许可不去参观。他对被抛弃的恐惧和与长期艺术灵感的疏远导致了抑郁和健康的衰退。

1980年,76岁的达利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因抑郁症、吸毒成瘾和帕金森样症状接受治疗,包括右臂严重震颤。还有指控称,加拉向达利提供了她自己处方的药品。

加拉于1982年6月10日去世,享年87岁。在她死后,达利从菲格雷斯搬到普博尔的城堡,安葬在那里。

1982年,胡安·卡洛斯国王在西班牙贵族中授予达利·德·帕波尔侯爵(Marqués de Dalí de Púbol)称号,帕波尔是达利当时居住的地方。这个头衔最初是世袭的,但在达利的要求下,直到1983年才改为终身。

1983年5月,据说达利的最后一幅画《燕子的尾巴》被揭晓。这项工作深受勒内·托姆的数学突变理论的影响。然而,一些评论家质疑,鉴于达利绘画手臂的剧烈颤动,他如何能够如此精确地完成一幅画。

从1984年初开始,达利的抑郁症恶化,拒绝进食,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达利此前曾表示,他打算让自己进入一种暂停活动的状态,因为他读到一些微生物可以做到这一点。1984年8月,达利的卧室发生火灾,他因严重烧伤住院。两次司法调查发现火灾是由电气故障引起的,没有发现任何疏忽。从医院获释后,达利搬到了托瑞·加拉蒂亚,这是达利剧院博物馆的附属建筑。

有指控称,达利被他的监护人强迫在空白画布上签名,这些画布后来可能被用于伪造。据称,他还故意出售他签名的空白平版纸,从1965年到他去世,可能生产了50000多张这类纸张。因此,艺术品经销商往往对达利的晚期图形作品持谨慎态度。

1986年7月,达利植入了一个起搏器。回到剧院博物馆后,他简短地公开露面,说:

当你是一个天才时,你没有权利去死,因为我们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1988年11月,达利因心力衰竭入院。1988年12月5日,胡安·卡洛斯国王拜访了他,他承认自己一直是达利的忠实信徒。达利给国王画了一幅画《欧罗巴之首》(Head of Europa),这将是达利的最后一幅画。

1989年1月23日上午,当他最喜欢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唱片播放时,达利死于心力衰竭,享年84岁。他被埋在菲格雷斯剧院博物馆舞台下的地下室里。该地点与圣佩雷教堂(Sant Pere)隔街相望,圣佩雷教堂是他进行洗礼、第一次圣餐和葬礼的地方,距离他出生的房子只有450米(1480英尺)。

萨拉多尔-达利基金会目前是他的官方财产。美国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的版权代表是艺术家权利协会。

挖掘

2017年6月26日,马德里的一名法官宣布,已下令挖掘达利的尸体,以获取父权诉讼的样本。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Gala Salvador Dalí基金会)经理琼·曼努埃尔·塞维利亚诺(Joan Manuel Sevillano)谴责挖掘尸体是不恰当的。挖掘工作于7月20日晚进行,提取了他的DNA。2017年9月6日,基金会表示,所进行的试验证明达尔和索赔人没有关系。2020年5月18日,西班牙法院驳回了索赔人的上诉,并命令她支付挖掘费用。

象征主义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达利逐渐在他的作品中引入了许多奇异或不协调的图像,这些图像需要象征性的解释。虽然这些图像中的一些暗示了一种直截了当的性或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达利读了20世纪20年代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但其他图像(如蝗虫、腐烂的驴子和海胆)则具有特殊性,并被不同的解释。一些评论员警告说,达利自己对这些图片的评论并不总是可靠的。

食物

食物和饮食在达利的思想和工作中占有中心地位。他将食物与美丽和性联系在一起,并痴迷于雌性螳螂在交配后吃掉配偶的画面。面包是达利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从他早期的作品《一篮面包》到后来的公开展览,比如1958年他在巴黎演讲时手持12米长的法式面包。他认为面包是“延续性的基本基础”和“神圣的生存”。

鸡蛋是另一个常见的达利尼亚形象。他将卵子与产前和宫内胚胎连接起来,从而用它来象征希望和爱。它出现在《伟大的手淫者》、《水仙的蜕变》和许多其他作品中。

达利和他的父亲都喜欢吃海胆,这些海胆是在卡达奎斯附近的海里刚捕获的。海胆的径向对称性使达利着迷,他将其形状改编成许多艺术品。其他食物也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记忆的永恒》中出现的著名的“融化的手表”表明爱因斯坦的时间是相对的而不是固定的理论。达利后来声称,当他在考虑卡门贝尔奶酪时,他想到了时钟以这种方式象征性地发挥作用的想法。

动物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犀牛和犀角形状开始在达利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根据达利的说法,犀牛角象征着神圣的几何学,因为它呈对数螺旋形生长。他把犀牛与贞操和圣母玛利亚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也用它作为一个明显的阳具象征,就像《年轻的处女被自己贞洁的角自动鸡奸》中一样。

达利的作品中还出现了其他各种动物:腐烂的驴子和蚂蚁被解释为指向死亡、腐烂和性欲;蜗牛与人的头部相连(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他在弗洛伊德的房子外面看到一只蜗牛骑在自行车上);蝗虫是浪费和恐惧的象征。大象也是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例如,《睡醒前一秒钟蜜蜂绕着石榴飞来飞去引起的梦》。这些大象的灵感来自吉安·洛伦佐·贝尼尼在罗马的雕塑基地——一头大象手持一座古代方尖碑。

科学

达利一生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经常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软表被解释为参考爱因斯坦的时间和空间相对论。原子粒子的图像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就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DNA的图像则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8年,他在他的反物质宣言中写道:“在超现实主义时期,我想创造我父亲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和奇妙世界的肖像。今天,外部世界和物理世界已经超越了心理学。我今天的父亲是海森堡博士。”

《记忆的持久性的解体》(1954年)可以追溯到《记忆的持久性》(1931年),在《破碎与解体》中描绘这幅画被解释为参考了海森堡的量子力学。

绘画之外的努力

达利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作品是雕塑和其他物品,他还因对戏剧、时尚和摄影等领域的贡献而闻名。

雕塑和其他物品

《向牛顿致敬》(Homage to Newton,1985年),青铜色,带深色铜锈。新加坡大华广场。达利向艾萨克·牛顿致敬,躯干张开,心脏悬垂,表示“心胸开阔”,头部张开,表示“心胸开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利批准了许多源自他最著名作品和图像的雕塑。在他晚年,其他雕塑也出现了,通常是大版,其真实性有时受到质疑。

1941年至1970年期间,达利创作了39件珠宝,其中许多是复杂的,有些包含运动部件。最著名的组合是皇家心脏,由黄金制成,镶嵌着46颗红宝石、42颗钻石和四颗祖母绿,其中心“跳动”得像一颗心脏。

20世纪70年代,达利凭借蒂莫·萨帕尼娃(Timo Sarpaneva)的500件苏米餐具进入工业设计领域,达利为德国罗森塔尔瓷器制造商的“工作室里尼”进行了装饰。1969年,他设计了珍宝珠(Chupa Chups,最初是一种棒棒糖品牌)标志。他协助设计了1969年欧洲电视歌曲大赛的广告活动,并在马德里皇家剧院创作了一个大型舞台金属雕塑。

戏剧和电影

在剧院里,达利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卡1927年的浪漫剧《玛丽安娜·皮涅达》( Mariana Pineda)设计了布景。《巴查纳莱》(Bacchanale,1939)是一部芭蕾舞,以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45年的歌剧《坦纳胡斯》(Tannhäuser)的音乐为基础并以其为背景,达利提供了布景设计和歌词。他为许多其他芭蕾舞剧设计过作品,包括《迷宫》( Labyrinth,1942)、《伤感的口语》(Sentimental Colloquy,1944)、《疯狂的特里斯坦》(Mad Tristan, 1944)、《奇尼塔斯咖啡馆》(The Cafe of Chinitas ,1944年)和《三角帽》( The Three-Cornered Hat ,1949年)。

达利年轻时就对电影感兴趣,大多数星期天都去看戏。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电影揭示“事物本身所产生的无限幻想”的潜力着迷,并与导演路易斯·布尼乌尔合作拍摄了两部超现实主义电影:17分钟的短片《安达卢西亚犬》(Un Chien Andalou,1929)和故事片《黄金时代》( L'Age d'Or,1930)。达利和布尼乌尔同意他们共同开发了安达洛的剧本和形象,但对达利对《黄金时代》的贡献程度存在争议。《安达卢西亚犬》以一个用剃刀割眼球的画面为开场,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发展超现实的意象和非理性的间断,以产生梦幻般的品质。《黄金时代》更公开地反神职人员和反建制,在右翼团体在巴黎剧院上演了一场暴乱后被禁止上映。一位评论员总结了这两部电影对超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影响,他说:“如果《安达卢西亚犬》是超现实主义冒险进入无意识领域的最高记录,那么《黄金时代》也许是其革命意图最鲜明、最无情的表达。”

20世纪60年代,达利与一些导演合作拍摄纪录片和表演电影,包括菲利普·霍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的《混沌与创造》(Chaos and Creation,1960),杰克·邦德(Jack Bond)的《纽约达利》(Dalí in New York,1966),让·克里斯托夫·艾弗瑞(Jean-Christophe Averty)的《萨尔瓦多·达利的柔和自画像》(Soft Self-Portrait of Salvador Dalí,1966)。

达利与导演何塞·蒙特斯·巴克尔合作拍摄了《上蒙古印象》(Impressions of Upper Mongolia,1975年)这部伪纪录片,其中达利讲述了一个探险队寻找巨型致幻蘑菇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中期,电影导演亚历杭德罗·乔多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根据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小说,在《沙丘》(Dune)一片中首次让达利扮演帕迪沙皇帝。然而,在1975年12月达利公开支持处决所谓的埃塔恐怖分子后,乔多洛夫斯基改变了主意。这部电影最终没拍出来。

1972年,达利开始为一首名为《做上帝》( Être Dieu,To Be God)的歌剧诗写剧本。西班牙作家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勒班(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写了歌词,伊戈尔·瓦凯维奇(Igor Wakhévitch)写了音乐。这首歌剧诗于1974年在巴黎录制,主角是达利。

时尚与摄影

时装设计师艾尔莎·夏帕雷利(Elsa Schiapareli)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与达利合作,委托他制作一件印有龙虾图案的白色连衣裙。达利为她做的其他设计包括一顶鞋形帽子和一条带扣的粉色腰带。他还参与了纺织品设计和香水瓶的创作。1950年,达利与克里斯蒂安·迪奥共同创造了一套特别的“2045年服装”。

与他合作的摄影师包括曼雷、布拉萨伊、塞西尔·比顿和菲利普·霍尔斯曼。霍尔斯曼创作了《达利原子系列》(Dalí Atomica series,1948)——灵感来自达利的绘画《原子质量》——其中一张照片描绘了“一个画家的画架、三只猫、一桶水和达利本人漂浮在空中”。

建筑学

达利的建筑成就包括他在卡达奎斯附近的利加特港别墅,以及他在菲格雷斯的剧院博物馆。西班牙以外的一件主要作品是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维纳斯超现实主义展馆的临时梦想,展馆内有几件不同寻常的雕塑和雕像,其中包括假扮雕像的现场表演者。

文学作品

在他唯一的一部小说《隐藏的面孔》(Hidden Faces,1944)中,达利描述了一群古怪贵族的阴谋,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的颓废。大伯爵和索兰格·德克莱达追求爱情,但两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动荡和其他变迁中分道扬镳。它以巴黎、法国农村、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和美国的棕榈泉为背景。次要角色包括年迈的寡妇芭芭拉·罗杰斯、她的双性恋女儿维罗妮卡、维罗妮卡曾经的女性情人贝特卡,以及毁容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巴巴。这部小说是在纽约写的,由哈肯·契瓦利埃翻译。

他的其他文学作品包括《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lvador Dalí,1942年)、《天才日记》(Diary of a Genius,1966年)和《Oui:偏执狂批判革命》(Oui: The Paranoid-Critical Revolution,1971年)。达利还出版了诗歌、散文、艺术评论和艺术技术手册。

图形艺术

达利广泛从事平面艺术,创作了许多绘画、蚀刻和石版画。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劳特雷阿蒙特(Lautréamont)的《马尔多罗之歌》(the Songs of Maldoror,1933年)版本的四十幅蚀刻画和戈雅(Goya)的《卡普里乔斯》(Caprichos,1973-77年)的八十幅干点重画。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达利经常出售图像权,但不参与印刷生产本身。此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生产了大量假货,从而进一步混淆了达利印刷市场。

书籍插图是达利整个职业生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他的朋友兼同学、诗人卡尔斯·法格斯·德克莱门特(Carles Fages de Climent)出版了加泰罗尼亚诗歌《利尔的女巫》(Les bruixes de Llers),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插图。他的其他著名书籍插图还包括《神曲》(The Songs of Maldoror,1960年)的101幅水彩画和版画,以及《天方夜谭》(The Divine Comedy,1964年)的100幅绘画和水彩画。

政治与人格

在年轻时,达利就认定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君主主义者和反神职人员。1924年,他作为一个“极易引起公共混乱”的人被里维拉总理独裁政权短暂监禁。当达利于1929年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时,他的政治行动主义开始加强。1931年,他参加了工农战线,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为他们的党刊撰稿。然而,随着超现实主义团体内部政治分歧的扩大,达利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更加非政治化的立场,拒绝公开谴责法西斯主义。1934年,安德烈·布雷顿指责他同情希特勒,达利勉强避免被驱逐出该组织。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达利避免公开支持或反对共和国。然而,1939年佛朗哥获胜后,达利立即赞扬了天主教和法兰热教,并被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

1948年达利回到家乡加泰罗尼亚后,他公开支持佛朗哥政权,并宣布恢复天主教信仰。1949年,达利获准会见教皇庇护十二世,1959年获准会见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956年6月、1968年10月和1974年5月,他与佛朗哥将军举行了正式会议。1968年,达利表示,佛朗哥死后不应恢复民主,西班牙应成为一个绝对的君主政体。1975年9月,达利公开支持佛朗哥处决三名巴斯克恐怖分子的决定,并重申他支持绝对君主制,并补充道:“就个人而言,我反对自由;我支持神圣宗教裁判所。”,他在利加特港的家被石头砸死,并收到无数死亡威胁后逃到纽约。1981年8月,胡安·卡洛斯国王访问生病的达利时,达利告诉他:“我一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

达利信奉天主教的神秘观,晚年他自称是天主教徒和不可知论者。他对耶稣会牧师和哲学家泰尔哈德·德·查丁(Teilhard de Chardin)的著作及其欧米茄点理论感兴趣。达利的绘画《金枪鱼捕捞(向梅森尼耶致敬)》(Tuna Fishing,Homage to Meissonier,1967年)的灵感来源于他对查尔丁的解读。

性欲

达利的性取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他小时候看过一本书,书中有性病的插图,这激起了他对女性生殖器的终生厌恶,以及对阳痿和性亲密的恐惧。达利经常说,他的主要性活动包括偷窥和手淫,他最喜欢的性孔是肛门。达利说,他的妻子加拉是唯一与他实现完全性交的人。从1927年起,达利的作品以图形和象征性的性形象为特色,通常与其他引起羞耻和厌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从那时起,肛门和粪便的图像也大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反映这些主题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春天第一天》、《伟大的手淫者》和《悲惨的游戏》。达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几位密友表示,他将安排选定的客人进行精心策划的性活动,以帮助他偷窥和手淫。

性格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达利以其古怪和炫耀的行为而闻名。194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和出版总监写道:“萨尔瓦多·达利的名声在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达利的行为可能有失尊严,但他的大部分艺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1979年达利当选法国美术学院时,他的一位院士表示,他希望达利现在能放弃他的“小丑系列”。

1936年,在纽约市朱利安·利维画廊举行的约瑟夫·康奈尔的电影《玫瑰霍巴特》(Rose Hobart )首映式上,达利愤怒地撞翻了投影仪。“我对电影的想法就是,”他不久后说,“我从来没有写下来或告诉过任何人,但就好像他偷了一样!”1939年,在为邦威·泰勒(Bonwit Teller)制作橱窗展示时,他对自己作品的未经授权的改动感到非常愤怒,以至于他将展示浴缸推过平板玻璃窗。1955年,他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乘坐装满花椰菜的劳斯莱斯抵达。为了宣传罗伯特·德沙恩斯1962年的著作《萨尔瓦多·达利的世界》,他出现在曼哈顿一家书店的床上,床上的电线与一台追踪他的脑波和血压的机器相连。在这样的监控下,他会在书上签名,而图书购买者也会得到纸质图表记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利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长披风、手杖、傲慢的表情和仰起的蜡像胡子成为他的品牌标志。他自吹自擂和公开宣称自己的天才成为公众达利人格的基本要素:“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快乐:成为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经常带着他的宠物旅行,甚至把它带上豪华的法国远洋班轮。众所周知,他还通过在自己开的支票上画图来避免在餐馆付款。他的理论是,这家餐厅永远不会想兑现如此珍贵的艺术品,他通常是正确的。

达利的名声意味着他是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电视台的常客,包括在迈克·华莱士访谈节目和小组节目《我的路线是什么?》中露面。1970年3月6日,达利带着一只食蚁兽出现在迪克·卡维特的节目中。

他还参加了许多广告活动,如1968年为兰文巧克力公司和布兰尼夫国际航空公司做的广告。

遗产

两个主要的博物馆专门展出达利的作品: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菲格雷斯的达利剧院博物馆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达利的生活和工作对波普艺术、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以及Jeff Koons达米安·赫斯特等当代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伯特·帕丁森(Robert Pattinson)在《小灰烬》(Little Ashes,2008年)和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在《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年)两部电影中分别扮演了他。玻利维亚的萨尔瓦多达利沙漠和水星上的达利陨石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西班牙电视连续剧《金钱抢劫》(2017-)中的人物穿着红色连体衣,戴着戴利面具。该系列的创作者表示,之所以选择达利面具,是因为它是西班牙的标志性形象。萨拉多尔-达利基金会抗议在没有达利庄园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达利的形象。在该系列节目大受欢迎之后,有报道称,各国人民在参加政治抗议、犯罪或化装时都穿着这套服装。


萨尔瓦多·达利作品收藏于:

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13)

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6)

Teatre-Museu Dali(5)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5)

苏格兰国立现代美术馆(3)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3)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2)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2)

比佛布鲁克美术馆(2)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

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2)

当代美术馆 (斯德哥尔摩)(1)

Oglethorp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t(1)

皇家文艺学会(1)

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1)

加拿大国立美术馆(1)

佩姬·古根海姆美术馆(1)

弗柯望博物馆(1)

福冈市美术馆(1)

苏黎世美术馆(1)

卡拉穆洛博物馆(1)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1)

费城艺术博物馆(1)

Pinakothek der Moderne(1)

蒙特塞拉特博物馆(1)

美国国家艺术馆(1)

路德维希博物馆(1)

Patrick and Beatrice Haggerty Museum of Art - Marquette University(1)

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1)

沃兹沃思学会(1)

蓬皮杜中心(1)

巴塞尔美术馆(1)

耶鲁大学美术馆(1)

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1)